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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研究读后感
读完某一作品后,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,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。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,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历史研究读后感,欢迎大家分享。
历史研究读后感1
1、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、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在《史家的四长》一节里,他将史德摆在史学、史识、史才之前,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“夸大”、“附会”、“武断”的毛玻他认为“史家道德,应如鉴空衡平,,是甚么,照出来就是甚么;有多重,称出来就有多重,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,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。”他是这么说,也是这么做的。
梁启超学史、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。
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里,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,是有因果规律可循的,但在《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》里,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,认为“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‘互缘’,不能说是因果”,后人评这是他“流质善变”的表现,我认为,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,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“发现自己有错误时,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,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。”他研究历史正如他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,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,而是尽史家责任,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`具体的贡献,即使这种工作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,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。
2、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,对后人学旧史、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。
在《史之改造》一节里,他指出“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,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,或官阀阶级,或智识阶级。故其效果,亦一如其所期,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。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。”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,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:对于旧史,尤其是正史,不能盲目的信任;对于杂史等,也不能盲目的否定。
同时,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,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:“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”、“重新规定史学范围,以收缩为扩充”等。
总的来说,从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及其补编,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,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,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。
除了本书之外,他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等,都是极出色的论著,他确实是做到了“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”里所讲的,站在民族发展、民族文化发展、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。
3。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一书,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,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,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,确实让我收获颇多。
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的期刊论文,并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《人类与大地母亲》。
可以说,汤氏的《历史研究》给我既已形成的“历史观”带来了很大的冲击。
在这其中,我对汤因比的“中国观”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兴趣,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。
当然,仅仅凭借对两本书的阅读,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“观念”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,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,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,还请老师
历史研究读后感2
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,注重提出了“归纳法”,即“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”。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,“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,无足观也,若集千万本,莳以成畦,则绚烂炫目矣”。正是如此道理,我们在搜集史料时,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,看不出来什么,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,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。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,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。他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,得六十多条史料,又从《逸周书》搜集,得到三十多条,又从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水经注》搜集而得七十多条,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,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,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,大河以南、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,最稠密处如山东、河南、湖北这一结论。
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,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。要使用这种方法,要注意两点,一是“将脑筋操练纯熟”,即有敏锐的感觉,特别的观察,二是要耐烦,即“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”,“非求得其真相不止”。
另外,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`“消极性质的史料”。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,即是积极的史料;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,则是消极的史料。梁启超先生在阅读《战国策》、《孟子》时,多次见到“黄金若干”这样的文字,通过这,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,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。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,《诗经》中也是这样,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,再研究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论语》时,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,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,梁启超先生得出“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”的结论。
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“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”,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,虽没有全绝,但也有多少之分,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。()梁启超先生指出:“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,则可谓绝无意义,绝无价值,其价值之发生,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。”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,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,但是各史《食货志》及《文献通考》等书虽有记载,但所记断断续续,不甚可信。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,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。梁启超先生将各史《本纪》及《食货志》所记数字作为假定,又查阅各《地理志》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,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,又将各正史、各杂史、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,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,都一一抄录下来,据此为基本,以与他时代,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。
此种归纳法,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,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。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,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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